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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年轻时候白手起家，开了家五金加工厂。九十年代凑了几万块起家，从三台旧机床做起，靠着做工扎实、交货准时，慢慢在本地圈子站稳了脚。鼎盛那几年，厂里四十多个工人，订单能排到大半年以后。办公室那张实木茶台用了二十多年，杯沿被常年摩挲磨出温润的包浆，抽屉里锁着厚厚一沓泛黄的老合同，都是当年风光的凭据。
那时候同行酒局永远绕不开我，人人张口喊我一声老陈，办事求人只要我出面，基本没有摆不平的。我也自认本事过硬，脑子活、路子广，总觉得只要自己肯上心，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。
六十五岁这年，行业寒冬来得猝不及防。原材料价格连番暴涨，下游实体订单断崖式下跌，周边同行一家接一家贴出转让告示，机器设备当废铁处理。身边老友都劝我顺势收手，把厂房租出去，拿着积蓄养老享清福。
我偏不服。总觉得自己打拼三十年，人脉还在，口碑还在，咬牙撑一撑，总能熬到回暖。我不仅不肯裁员，还自掏腰包借了三十万，换掉两台老旧机床，想着靠提升品质留住老客户。每天天不亮就往厂里跑，守在车间盯做工、盯出货，茶台角落常年放着一瓶降压药，每天晨起饭后准时吞两粒。
冲突是一点点叠上来的。先是下游客户开始拖款，月结变成季结，季结变成遥遥无期。我抹着老脸一次次上门对账，对方要么避而不见，要么含糊打太极。接着厂里年轻工人开始摸鱼偷懒，上班躲在角落刷手机，做出的次品堆积在仓库。跟着我干了十几年的老工人看在眼里，私下找我递烟，指尖在烟盒上反复摩挲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大儿子三番五次劝我放手，说时代变了，靠个人硬扛没用。我把茶杯重重磕在茶台上，扭头不理，依旧每天守着厂房不肯松劲。二儿子在外做别的生意，平日里从不来厂里帮忙，只逢年过节问一句今年能分多少红利。
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合作了十五年的大客户突然破产清算。整整八十七万尾款，一分都追不回来。银行的经营贷款恰好到期，厂房租金、工人月薪、原材料欠款，几笔账单堆在桌上，摞得厚厚一叠。
我翻遍通讯录，挨个给当年称兄道弟的老板打电话。往日里酒桌上拍胸脯说有事尽管开口的人，要么借口资金周转不开，要么干脆不接电话，微信消息石沉大海。我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里，看着闲置的机床，指尖抚过冰冷的机器外壳，终于没了往日的底气。
那天傍晚，大儿子坐在我对面的木凳上，安静等着我做决定。我捏着手里那只旧茶杯，杯壁的温度凉透掌心，缓缓说出压在心底的实话，字字都带着实打实的数字：“我这辈子投进厂里两百三十多万，熬过大大小小十几次行情波动，以为人脉和经验能兜底，到头来行业垮了，我拼尽半生积攒的东西，连一点涟漪都掀不起来。”
话音落下，车间里一片死寂。窗外的风吹进空旷的厂房，卷起地上细碎的铁屑，轻轻打旋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打印了厂房转让告示，贴在大门口。挨个给工人结清所有工资，哪怕自己贴钱，也没有拖欠一分。老工人收拾工具离开时，站在车间门口回头望了好几眼，手掌在工作服上反复蹭着灰尘。
我把抽屉里那沓老合同锁进保险柜，收走茶台上的降压药，再也不用每天早起盯着车间流水线。
黄昏时分，我独自坐在厂房门口的青石墩上，看着褪色的工厂招牌。路边的梧桐叶落了一地，风卷着枯叶慢慢飘过门口，偌大的厂区，只剩下空荡荡的车间，和满院安静的暮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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